在做什么？我考虑了一会，然后勉勉强强地回答了他，“先是去北京旅游了一阵子，后来回到重庆就开始忙起来……”我向来不喜欢把私事透露给别人，而且那时更不可能。
如此，我们以一种非常陌生的口吻彼此寒暄了一阵子——我相信，那时完全是出于对彼此的好奇，而非那所谓的同事关系。之后，我从他口中得知关于永和街变化的事。
“从前年开始，”他叹息道，“基本上所有生意都不好做了！”我知道，他意指的是永和街的夜工作者集体消失的事，因为那时我也明显的感觉到了，那曾经的繁华又何尝不是因那一行的繁荣所使然。
“以前抓过好几次，”他接着又说，“一次大抓，像军队一样动用了很多警力，抓了有几百号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那时已经快凌晨了，那些人一个个像鸭子一样，被全部赶进一个围起来的旧楼盘里，最后两辆大巴车来来回回跑了四五趟才被拉完。”
“可能是因为去年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庆的缘故吧。”我说。
他摇了摇头，说，“换市长了，现在和以前大不一样了，现在的官要硬气的多，老虎苍蝇都敢拍。”
接着他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了我一个连我也意想不到的消息，他很严肃地说我曾经的文员小肖也在那些人当中。老实说，那时我竟一下不知所语，愣了半天才从嘴里吐出‘不可能’的字眼儿。
“信不信由你！”他最后笑着道。
于是我保持沉默。大概正因此故，他接下来所说的关于以前的快递的种种往事我几乎都充耳不闻。而当他小心翼翼慎之又慎地透露出关于两年前郭伟杰的保价手机丢失的事时，我再次惊讶的不知所语。
“那个包裹有六公斤重！”他轻描淡写地道，“用的是硬纸盒包装的，包的很扎实，那时我们拆了半天才拆开，拆开后发现里面竟有十三部华为手机，都是全新的，那时网上的报价是一千二百九十九。”
“哦！”
“那时我们就是为了报复宣白不拔的，”他说，“那些机子出现的也真是时候，当时在场的一共有六人，我，王老板，“鸡鸡”，活化石，你表哥，还有小强。那些机子当场就被我们拆分了，有人分了两部，有人分了三部，唯独小强分了一部。”顿了顿，接着又说，“连你表哥都分了两部！”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小强分的少，是因为那时候小强在我们大家眼中的地位较小之故。
我依然没有搭腔，脑海里幻想着那时的他们贪婪的场景。
“你没想到吧？”他笑着问我。
“真的没想到。”我感慨地道。
“你表哥和小强都没跟你提过？”
“没有。”
如今，我怦然又怀念起以前做快递的日子来，有好几次我说服自己再找一家快递接着干，但我发现我早已没有了当年那个勇气，我畏畏缩缩，躺在出租屋的板床上迷茫的不知何去何从。那时我快三十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