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以来，殿试中进士者皆取总数之两到三成。我朝初时亦是如此，然仁宗皇帝仁爱，但凡参与殿试者皆可中进士。此法与眼下变法中裁撤冗员和清理补官格格不入。朕以为不可全取，择优取其中三成左右为宜。此为其一。”
赵构说的其实还是殿试之中取进士的人数。
举子们从解试再到省试，可谓是过五关斩六将才杀到殿试。
可以说参加殿试的举子们至少是文采出众，出类拔萃的。
对于这些人才如果淘汰很多，或许也是人才的流失，所以从仁宗朝开始便取参加殿试的举子全部为进士。
这样的方式也是造成冗员和补官人数庞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同时没有了淘汰或许造成很多举子没有了动力，残酷的淘汰反而能够激发出举子们的潜能。
基于这么多的考虑，对于赵构而言，破除祖宗之法这便是其中之一。
“以往殿试重诗词与经义，而轻策论。诗词歌赋虽好，对朝廷助益多。经史子集虽佳，对国家帮助甚少。唯有策论，明辨是非，开宗明义，以建言而解朝廷之困惑。朕以为应当重策论而轻诗赋与经义。此为其二。”赵构语重心长的说道，其中的道理是非常的深刻。
大宋朝为什么词人多入牛毛，大宋朝为什么词人大多是官员？
范仲淹、苏轼、晏殊和欧阳修等等等等，都是一等一的大才子，同时也是朝中之臣，有的还是朝廷重臣。
就是因为殿试重诗词歌赋，造成大部分的当权者文采斐然而处事不足。
文才是文才，文才高并不代表解决朝政的能力就强，这是两码事，赵构正是看到问题的实质而提出重策论而轻诗赋。
至于宋朝殿试的经义，就是以儒家经典文句为题,应试者作文阐明其中义理。
这个其实就是明清八股文的鼻祖，只是大宋朝之时经义还没有完全变味而已。
开科取士，不是为国家选诗人和儒士，虽然诗词歌赋是基础，也最容易区分优劣。
但开科取士的目的还是为国纳才，能够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支撑起朝廷运转的基石与柱石。
所以唯有策论，既能针砭时弊，又能提出解决之法。
考验的不仅仅是文章的文采，更多的是对举子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的体现。
“科举考试科类繁多，进士科、诸科、制科、词科、武举、明法科等等。虽说为国取士，然种类庞杂，太过多于用之科，造就过多用之士。朕以为保留进士科、明科、武举和明法科即可。武举可适当增加人数。武举贵在精而不在多，然适当增加武举，可优中选优，朕不仅要将才，更要帅才！此为其三。”
赵构讲的其实是个科举考试中科目实用性的问题。
科举考试的科类过多，直接造成进士人数的增加。
而赵构既然要求进士取士只占殿试总人数的三成，那么就要相应减少实用价值很小的科目。
诸科更多的是考九经、五经、三礼、三传等等儒学经典。
基本上就是以经义类的后世八股文为主，因此这类不实用的科目裁撤自然是首当其冲。
词科更多的则是考诗词歌赋等等，对于举子的诗词造诣要求非常之高，对于经世致用的才能要求很低。
以眼下大宋的局面，选拔知行合一且有经天纬地之才的需求远远胜过诗词歌赋之才。
对于以中兴大宋和将来一统河山的诉求而言，能够处理政事和军务的人才才是当务之急。